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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1493: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

從生態的角度，重新解讀五百年來的世界史與全球化。

一四九三年哥倫布於美洲設立據點，
引發歐亞美非連串病菌、糧食作物與人種等的交流與碰撞，
史稱哥倫布大交換，
是恐龍滅絕以後影響地球最重要的事件。

吳明益╳林益仁╳駱芬美 三種角度專文導讀
紐約時報、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出版人週刊 年度選書

現代世界是怎麼形成的？作者認為，一般經常從純經濟角度描述我們如今身處的全球化世界，事實上，從長期視角來看，全球化「根本」就是一種生物現象。這要追溯到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在美洲建立根據地。從這一年開始，原本彼此相隔的大陸產生混亂的交流與碰撞，稱之為「哥倫布大交換」，對生態學家而言，這是恐龍滅絕後最重要的事件。

一四九三年後的世界，世界的生態愈來愈照著歐洲人的方式行進，南美原本有幾百種的野生馬鈴薯與數十種的馴化馬鈴薯，因為歐洲人只大量種植其中幾種，使農場愈來愈類似，一旦染病就形成跨國糧食危機，十九世紀的馬鈴薯晚疫病菌就使發生饑荒的愛爾蘭人口減少一半。此外，作者也生動描述，生態因素如何在五百多年中不斷影響歷史，於是幫助美國獨立成功的可能是瘧蚊，讓英國出現工業革命的關鍵是因為原產於亞馬遜的橡膠，更不要說白銀如何影響當時的國際政經，讓明朝走向滅亡，而引進的玉米、番薯，因為耐旱容易種植，則讓處於小冰期的明清兩朝解決了饑荒問題，中國在此一時期成為人口最多的國家，臺灣也從此有了後來的本土象徵。

「哥倫布大交換」帶來的其實是一場生態災變，在物種、病菌、文化、人種的大混合中，逐漸形塑出我們此時此刻的現代世界。作者旁徵博引生態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的最新研究，不僅重新詮釋了幾百年的世界史，也發現今日最激烈的政治爭端（移民、貿易政策與文化戰爭）的根源。

本書特色

因為從物種、生態的變遷故事切入，能深入淺出地引導讀者思考從哥倫布一四九三年到美洲建立根據地後，五百多年來現代世界的形成，以及世界史上重大的歷史轉折，如美國獨立革命、英國工業革命、中國明朝因何衰落。

吳明益（小說家，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林益仁（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駱芬美（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被誤解的臺灣史》作者）

查爾斯．曼恩進行的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一方面，他以有趣而簡明的方式講述了一則複雜的故事，另一方面，他又拒絕將還沒有定論的內容簡化成膚淺的口號……他總是以生動的語言，一個接一個地呈現了引人入勝的細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讓植物、細菌、昆蟲與糞便成為劇中的主角，儘管如此，他仍未忘記真正在我們面前遊行展示的其實是人類本身。－－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紐約時報》書評

繼開創性的作品《1491》之後，查爾斯．曼恩又完成一部精采而極具吸引力的作品，本書將就此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曼恩說明了歐洲與美洲的生態衝突如何實際上轉變人類歷史的每個面向。文筆優美，加上令人驚異的研究成果，《1493》是一部不朽的傑作。－－大衛．格雷恩（David Grann），《失落之城Z》作者

《1493》是一部領導時代的作品……史家查爾斯．曼恩值得讚揚之處，不僅在於他有廣闊的視野與永不休止的思考，更在於他對生物學的敏感度。他講述的每一則故事，總是連繫著人類活動對他們居住環境的影響。－－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哥倫布大交換》作者

曼恩不只是打破陳見而已；他試圖拼湊出一段精巧而另類的歷史，描述哥倫布首航以來世界出現的深刻變化。最令人驚訝的是，他能以生動而不失冷面笑匠的筆調呈現這一點。－－查爾斯．伊利（Charles Ealy），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

即使是最明智的讀者也會感到驚訝……與《1491》一樣，查爾斯．曼恩這部接續之作將改變你的世界觀。－－布魯斯．華森（Bruce Watson），《舊金山紀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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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查爾斯．曼恩 Charles C. Mann
  
  《大西洋報》、《科學》與Wired雜誌的特派記者，他也為《財富》、《紐約時報》、《史密森尼》、《科技評論》、《浮華世界》、《華盛頓郵報》以及HBO電視網與連續劇《法律與秩序》撰稿。他曾三度入圍國家雜誌獎決選名單，獲頒美國律師協會、美國物理聯合會、艾爾弗．斯隆基金會與蘭納基金會等寫作獎項。他以《1491》獲美國國家學院傳播獎（National Academies Communication Award）年度最佳書籍。現定居麻州安默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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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黃煜文
  
  資深譯者，譯有《王者之聲：宣戰時刻》、《鴨子中了大樂透》、《為什麼是凱因斯？》、《歷史的歷史： 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耶路撒冷三千年》等多部作品。
  
  
  
  

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目錄導覽說明

• 導讀
  沒有和自然無關的歷史 吳明益
  菜園中的「哥倫布大交換」 林益仁
  哥倫布大交換與臺灣 駱芬美
  
  前言
  
  導論 同種新世
  1 兩座紀念碑
  
  第一部 大西洋的旅程
  2 菸草海岸
  3 有毒的空氣
  
  第二部 太平洋的旅程
  4 跨洋而來的金錢（絲銀貿易，第一部分）
  5 相思草、番薯與玉米（絲銀貿易，第二部分）
  
  第三部 世界的歐洲
  6 農工業聯合體
  7 黑金
  
  第四部 世界的非洲
  8 大雜燴
  9 逃亡者的森林
  
  終曲 生命之流
  10 在布拉拉考
  
  附錄
  一 字詞的衝突
  二 全球化，前仆後繼
  三 鄭成功／國姓爺
  致謝
  
  注釋
  書目
  地圖與照片出處
  
  

導讀一
沒有和自然無關的歷史 吳明益

多數人對達爾文的印象就是那部大氣魄，改變了生物研究歷史的《物種源始》，或是《小獵犬號航海記》，但事實上，達爾文曾在發表《物種源始》之前，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藤壺」（一種長在海邊與海上堅硬物體表面的蔓足目動物）。更有意思的是，在死前一年，達爾文出版了一本研究蚯蚓的書。事實上，達爾文並不是在年老時才對蚯蚓有興趣的，他關注這種生活在土壤與腐植層裡的生物，超過四十年。

以生物學的角度來說，全球蚯蚓可能有四千多種，臺灣的蚯蚓也有三十幾種，達爾文曾計算一畝地的蚯蚓數量，有超過五萬隻的蚯蚓（這數據現在來看當然不準確），這千千萬萬隻的蚯蚓不斷攝食、鑽土、排遺……，達爾文深信，蚯蚓是一種會改變世界的偉大生物。

如果你翻開《一四九三》，你會恍然大悟，常見的陸正蚓與紅正蚓竟然是一四九二年才來到美洲的。而英格蘭的殖民者約翰．羅爾夫（John Rolfe），才是真正讓蚯蚓對美洲地貌產生劇變的人。當時從英格蘭到維吉尼亞運送菸葉的船隻，往往會將準備裝載菸葉的空桶放滿泥土以壓艙，等到裝菸葉時就直接把土倒到新大陸的土地上，這些蠕蟲就如此獲得新土壤，從此牠們把美洲土地翻過無數次，造成了生態景觀的變化，而這生態景觀的變化又和人類的經濟活動有關：殖民者不斷砍伐森林種植菸草，換取利潤，同時也把美洲土壤的養分運到歐洲，換成貨幣。

這種以微物見繁世的迷人敘事，就是「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式的思維。也是查爾斯．曼恩（Charles C. Mann）這位傑出的記者，撰寫《一四九三》這部引人入勝的環境史普及著作的方式。

從生態學者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開始，研究生態史的學者發現自然環境的先天條件深深影響了人類歷史，而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改造亦然。這樣的觀點在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獲得進一步發展，他發現一四九二年的哥倫布登陸新大陸，在日後促成了一次前所未見的，生物跨洲流動。玉米、馬鈴薯、辣椒、菸草、可可從此成為全球性的產物，而美洲也接受了未曾見過的生物與病菌。克羅斯比並且在《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一書，進一步寫到帝國如何在征服紐、澳時，也改變了它們的自然景觀。當波利尼西亞人居住紐西蘭時，多數地方還是覆蓋著森林的，且是在地理學上被稱為「岡瓦納大陸的泛古陸南半部」的植物相，許多當地生物賴以維生。但當開墾發生，這些生物很快隨之滅絕，連帶生態景觀也「歐洲化」了。

這系列的學術研究在戴蒙（Jared Diamond）那本著名且富爭議的《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之後成為一般民眾也會閱讀的顯學，我認為這意味著人們終於開始理解，所謂「歷史」不是只是談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這地球上，怎麼可能有任何文化跟生物與環境無關？

於是，環境史學家開始觀察過去人類歷史受到自然環境影響的程度，從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變異合構觀察人類歷史的轉變，思考人類文明繁盛與崩潰的模式，並且提供現今社會面對環境變異的對應之道。

曼恩從克羅斯比的著作得到啟發，在他那本知名的《一四九一》裡，寫的是哥倫布大交換以前的美洲環境。《一四九三》則寫之後的世界局勢如何因這次的大交換產生異變。就像所有的環境史家一樣，曼恩運用了歷史、生態學、人類學家的研究材料，編織出一本透過昆蟲、物產與農作物、病菌的複合作用下，歐洲興起，中國漸弱，非洲被徹底瓦解的環境史。由於曼恩的敘事語言生動，這部著作因此不生硬而充滿魅力。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提到中國的地方是這類書籍裡相對詳盡的（但問題仍多），曼恩甚至提到一九七九年從巴西引進臺灣，至今仍對這個島嶼的農損造成巨大傷害的福壽螺。

多數時候物種的移入、演化與影響在不知不覺中進行，這幾年臺灣各地流行桐花祭，事實上也可以看作一個環境史的事件。廣東油桐引入臺灣可視為是商人與民間經濟需求的副產品，不料經過一個世紀後它竟而轉變成「美學產品」，並且鼓舞民間跟政治人物栽種。雖然不易測知桐花的散布對原生植物或生物造成的排擠效應，但具強勢繁殖力的生物，改變臺灣的人文歷史也並非不可能的事。我在小規模耕作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以體力與非洲大蝸牛對抗（牠們甚至成為阿美族人新的「傳統食物」），而遍山遍野的蔓澤蘭，不知道讓政府投資了多少預算來移除？這都是這些生物進來之時，始料未及的事。

讓我們回到達爾文的蚯蚓和藤壺上吧。蚯蚓對人類農耕文化的影響甚深，這點似乎比較容易理解，那麼看似生物鏈結關係較遠的藤壺呢？根據這幾年的科學研究，由於藤壺常附著於船身，形成船隻行駛時的反向「拉力」，全球加起來每年都因藤壺而消耗了極大的汽油量。另一方面，也鮮少有人知道，我們日常使用的便利貼與部分黏著劑，正是從藤壺分泌出的黏著物質發展出來的，有什麼東西比能越過茫茫大海卻不掉落的藤壺來得黏力驚人？

這就是環境史給我們最大的啟示，這世間無一物獨立存在，這類精采又傷感的啟示在《一四九三》這部書裡，處處得見。

（本文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導讀二
哥倫布大交換與臺灣 駱芬美

在學校的歷史課堂上，習慣性會分為「世界史」、「中國史」、「臺灣史」。其實不管在任何的時空之下，所有發生的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因此，應該以全球性的角度來思考與觀察，究竟《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與臺灣有沒有關係？

臺灣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所以成為日本、中國、荷蘭、西班牙等國商人穿梭競逐之地，主要是他們都將臺灣做為「絲綢」與「白銀」交易的所在。當時，中國的絲綢是歐洲國家的致富關鍵，而中國在確立了銀本位的貨幣系統後，大量地需求白銀。

日本是中國最早、也最重要的白銀供應者。日本在十六世紀時擴大了白銀的產量，偏偏在一五七六這一年，明朝廷雖決定開放部分海禁，卻排除了對日本的貿易。渴求日本白銀的中國海商，因此開始與日本商人在明朝政令到不了的臺灣碰頭。

荷蘭人因著想加入「絲綢」與「白銀」的貿易，來到了東亞，原想落腳在靠近中國的澳門、澎湖都不可得，才有一六二四年不得不殖民臺灣的行動。

西班牙更是因為「白銀」才對臺灣感興趣。西班牙占領墨西哥、祕魯，擁有了世界最大的白銀產地。殖民菲律賓後，因帶來大量白銀，吸引中國商人前來以絲綢交換，於是大部分白銀最後都流入中國。原先，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曾建議其國王來收服臺灣，但未採取行動。直到荷蘭人在臺灣取得據點後，為恐馬尼拉與中國之間的白銀貿易被荷蘭人阻斷，遂於一六二六年在臺灣北部的雞籠（基隆）灣建立殖民據點。

就是這樣，「哥倫布大交換」下的「白銀」，將臺灣帶進了世界各地密切連繫的網路中。

荷蘭人來臺灣之後，除了原先規劃在臺灣做絲綢與白銀的轉口貿易之外，再來就是發現臺灣土地肥沃，應該可以開墾。特別是發現臺灣適合種植甘蔗，可做成砂糖外銷，但原住民只種植自家日常所需的量，沒興趣耕種經濟作物。當時有個爭論，就是究竟要輸出荷蘭農民到臺灣，還是引進中國移民？但是阿姆斯特丹與巴達維亞的荷蘭官員都反對自本國輸出移民，而是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種甘蔗，另外包括稻米、大麥、薑、菸草、藍靛，還有許多作物都能在臺灣栽種。當時種植甘蔗給予免稅優惠（種水稻則收什一之稅），因此頗有進展，從此奠定甘蔗成為臺灣極重要經濟作物的基礎。

荷蘭人為了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開墾，還提供不少優惠條件，例如無償提供土地和耕牛、免除賦稅、直接融資，甚至還有鎮服原住民、取締槍械等行動，打造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讓移民安心。統治後期，荷蘭人更鼓勵中國移民來臺灣經商。特別是像甘蔗等經濟作物，收成之後要靠商人進行交易，於是在今臺南赤崁地區也蓋起市街，安頓漢人商賈。

臺灣從此成為荷蘭統治下的漢人屯墾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收入一部分就是來自漢人移民繳交的稅款、關稅與執照費，以及鹿皮和砂糖等貿易收入。當時荷蘭官員直言：「中國人是福爾摩沙島上唯一能釀蜜的蜂種。」言下之意是只要做好管理，中國移民就會自動替荷蘭人賺錢。

相對於荷蘭人，西班牙人因為在馬尼拉與中國移民的相處衝突極大，還引發過多次的屠殺中國人事件，因而在臺灣時期，絕不引進中國移民。西班牙因不用中國移民，而只用原住民，但原住民的耕種技術不佳，在臺灣的據點無法自給自足，只能仰賴馬尼拉的供給。至於荷蘭人將臺灣營造成中國人的移墾地，最後卻也迎來了中國移民心目中的真正主子—鄭成功。

其實，鄭成功之所以能夠逼使荷蘭人從臺灣退出，先是因荷蘭人一直無法爭取到與中國直接通商，自始至終只能在臺灣仰賴中國商人供貨—從李旦、鄭芝龍，再到鄭成功。因而當鄭芝龍於一六四○年決定不再將絲織等物運來臺灣，而是直接進行對日貿易時，荷蘭人就差點垮掉。等到一六五五年，鄭成功因為他的商船在馬尼拉被西班牙人攻擊，遂要求臺灣的荷蘭長官頒布「扣留並懲罰前往馬尼拉的船隻」，竟然被拒絕。更讓鄭成功生氣的是，他認為在臺灣的漢人是他的「子民」，但隔年又得知臺灣有漢人商人私自到馬尼拉貿易，於是決定對臺灣發動禁運令。一年後，雖經談判重新開啟，但已經使得荷蘭在臺灣的經濟利益嚴重衰退。接著是一六五九年帶著臺灣地圖潛逃去向鄭成功投降的荷蘭通事何斌，說服並成為鄭成功攻入臺灣的引路人。

但最關鍵的因素，是鄭成功將荷蘭人圍困在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的九個月中，鄭成功大軍所依賴的軍糧，竟是他們從中國帶過來並自行種植的番薯—這是西班牙人由美洲帶到菲律賓馬尼拉，華人從馬尼拉偷偷夾帶回中國的。荷蘭人因受不了被長期圍困，因而有一小兵跑去投降鄭成功，透露進攻熱蘭遮城的最有利位置是烏特勒支堡，鄭成功軍隊順利攻下後，荷蘭人只好投降。如此看來，擊退荷蘭人的「祕密武器」，其實就是西班牙人在美洲所發現的「番薯」。

再回到二十年前的一六四二年，西班牙在臺灣敗給荷蘭人，也是與番薯有關。原先西班牙人來臺灣時，就把番薯帶來，因而北部的原住民已經普遍種有番薯。但是因西班牙人與原住民關係很差，所以在西班牙人因馬尼拉方面供應不足，出現缺糧的危機中，無法得到原住民番薯等糧食的提供，遂在荷蘭人的武力優勢下，被趕出基隆。

「哥倫布大交換」下的「番薯」，決定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各勢力勝負的關鍵。從此番薯進入臺灣，甚至成了臺灣的代名詞。

而在歷史上，讓中國人，包括臺灣人深受其害的鴉片吸食，也是這波浪潮下所導致的。

鴉片雖然不是來自美洲，而是來自中東地區，唐朝中期已經傳入中國。但是原先吞食做為藥用的鴉片開始變得迷人，是因為遇見了菸斗。菸草來自北美，西班牙征服美洲之後，隨著白銀船到了馬尼拉，再隨著中國商人傳入福建，然後就是全中國。

既有了菸斗，再將鴉片混入後，發出了令人陶醉的香味。中國人更將鴉片的行銷觀念、工藝製作和享受情面發揮到極致，一種絕妙的吸食方法—躺在菸榻上，拿著菸槍、就著菸燈吞雲吐霧，賽似活神仙，傳遍神州大地。而後，荷蘭人為吸引福建南部漳、泉地區的居民來到臺灣，允許臺灣人吸食菸草、鴉片。一六八三年，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之後，隨著福建和廣東移民陸續來臺，吸食鴉片的習慣也跟著繁盛起來。

另有人說是十七世紀初，荷蘭的水手們開始將鴉片混著砒霜吸食，認為可預防瘧疾。而在荷蘭人統治下的臺灣，漢人移民因水土不服，容易感染臺灣風土病—瘧疾，就以鴉片防治瘧疾。這時的鴉片主要來自印尼，仍是吞食服用。之後，荷蘭人開始向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銷售鴉片，並帶進菸斗的吸食方式。臺灣人將鴉片混合著菸草吸食，進而影響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並且大為流行。

以上，我試著以臺灣歷史上的幾個發展的例子，來呼應《一四九三：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界史》一書，並以臺灣史的角度來做一簡要的導讀。本書為十五世紀後的世界，勾勒出非常清楚的輪廓，是一本堪稱為經典的好書！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於臺北
（本文作者為《被誤解的臺灣史》作者、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折價卷





前言

與其他作品一樣，這本書也是從菜園開始。將近二十年前，我在報紙偶然讀到一篇報導，關於當地有一群大學生栽植出一百種品種各異的番茄。他們歡迎民眾到菜園欣賞他們的傑作。我喜歡番茄，所以決定帶著自己的八歲兒子前去一探究竟。當我們來到學校的溫室時，我感到十分驚訝—我從未看過這麼多不同大小、形狀和顏色的番茄。

有學生端了一個塑膠盤過來，上面放著各種樣本。其中有一顆番茄表面特別凹凸不平，呈現出陳舊的磚塊色，果蒂周圍分布著大片的綠黑色澤，宛如中古基督教僧侶剃度的髮型。我偶爾會因為夢境過於真實而醒來。這顆番茄也讓我有相同的感受—它可把我的嘴搖醒了。學生說，它的名字叫圖拉黑番茄（Black from Tula），是十九世紀烏克蘭培育的「祖傳」番茄。

「我還以為番茄來自墨西哥，」我驚訝地說：「烏克蘭居然有人種番茄？」

學生給了我一份目錄，上面介紹番茄、辣椒與豆類（種籽，不含豆莢）的祖傳種子。回家之後，我迅速瀏覽目錄。這三種作物都源自美洲，但目錄裡有一些種類來自美洲以外的地方：日本番茄、義大利辣椒、剛果豆子。為了得到更多這些奇異但美味的番茄，我訂購了種子，把它們種在塑膠容器裡，然後把幼苗移植到菜園裡，這些都是我過去從未做過的事。

在造訪溫室過後不久，我去了圖書館。我發現我向學生提出的問題根本不正確。首先，番茄的發源地應該不是墨西哥，而是安地斯山脈（Andes Mountains）。祕魯與厄瓜多存在著六種野生番茄，其中只有一種能夠食用，而它們結出的果子不過圖釘般大小。對植物學家而言，真正神祕的地方不在於番茄何以最後出現在烏克蘭或日本，而是今日番茄的始祖如何從南美洲移動到墨西哥。墨西哥當地的植物培育者徹底轉變了番茄果實，使其變得更大、更紅，更重要的是，變得更可食用。為什麼要把這些無用的野生番茄運到數千英里以外？為什麼不在這些野生番茄生長的忖韐N地加以馴化？墨西哥人如何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植物？

這些問題觸及我長期以來關注的主題：美洲原住民。身為《科學》（Science）雜誌新聞部記者，有時我會和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與地理學家進行討論，想知道他們是否對原住民社會昔日的規模與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植物學家對於印第安人栽培植物的疑問，也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進行觀察。最後，我從這些對話中學到不少東西，因此我寫了一本書來說明研究者目前對哥倫布之前的美洲史抱持的觀點。我菜園裡的番茄的DNA帶有這段時期的歷史。

這些番茄同樣也帶著哥倫布「之後」的歷史。十六世紀，歐洲人開始攜帶番茄到世界各地。在確認這種奇異的水果無毒之後，從非洲到亞洲，各地農民紛紛種植番茄。番茄所到之處，對文化造成小規模的衝擊，但有時影響也不是那麼小—我們幾乎無法想像義大利南部沒有番茄醬會是什麼樣子。

此外，我原本不知道這類生物移植的影響可能超越餐桌之外，直到我偶然在二手書店看到一本平裝書之後才改變了想法：那是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寫的《生態帝國主義》（Ecological Imperialism），他當時是德州大學的地理學者與歷史學者。我因為對書名感到納悶才拿起這本書。第一句話馬上吸引我的目光：「歐洲移民與他們的子孫散布在世界各地，這個現象需要解釋。」

我完全瞭解克羅斯比想表達什麼。絕大多數非洲人生活在非洲，絕大多數亞洲人生活在亞洲，絕大多數美洲原住民生活在美洲。相較之下，歐洲人的後代卻遍布於澳洲、美洲與非洲南部的土地上。這是成功的移植，他們成為許多地區的主要族群—一項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我過去從未認真想過。現在我納悶的是：為什麼會如此？從生態的角度來說，這種現象就跟烏克蘭的番茄一樣令人感到困惑。

在克羅斯比（以及他的一些同事）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歷史學家傾向於以歐洲在社會或科學上的優越來解釋歐洲往全球擴散的現象。克羅斯比在《生態帝國主義》中提出另一種解釋。他同意，與對手相比，歐洲確實擁有較精良的軍隊與較先進的武器，但從長期來看，歐洲關鍵的優勢主要表現在生物層面而非科技層面。橫跨大西洋的船隻運載的不只是人類，還有植物與動物—有時是有意為之，有時是出乎意料。在哥倫布之後，長久分隔的生態體系突然相遇、混合，克羅斯比稱這段過程為「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這也是他先前作品的名稱。

這場交換把玉米帶到非洲，把番薯帶到東亞，把馬與蘋果帶到美洲，把大黃與桉樹帶到歐洲—此外也交換了一些不為人知的有機體，如昆蟲、草、細菌與病毒。哥倫布大交換並非參與者所能控制，而參與者亦未察覺自己參與其中，但大交換卻使歐洲人將大部分美洲、亞洲，以及少部分非洲轉變成生態版的歐洲，使外地人比原住民更能舒適地運用當地環境。克羅斯比認為，這種生態帝國主義提供英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持續的優勢，使他們能建立帝國。

克羅斯比的著作是環境史這門新學科的重要作品。在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門學科的興起：大西洋研究，強調大西洋周邊文化互動的重要性。（最近有一些大西洋研究者把跨太平洋的移動增列到研究範圍裡，若是如此，這個研究領域可能需要改名。）總而言之，這些領域的研究者蒐集資料拼湊出嶄新的圖像，顯示我們的文明如何擴張到世界各地並將其連結起來，以及在「全球化」之下產生的生活方式。簡單地說，這些研究者的工作為絕大多數人從小學習的帝王將相史增添新的內涵，使我們瞭解「交換」（無論在生態上還是經濟上）在人類歷史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換個角度來說，這些研究者的成果使我們逐漸瞭解哥倫布的航行標誌的並不是新世界的發現，而是新世界的創造。這個世界如何被創造出來，就是本書所要討論的主題。

最近發展出來的科學工具對研究大有助益。數量龐大但隱匿不為人知的乳膠（天然橡膠的主要成分）貿易對環境造成破壞，藉由衛星我們可以繪製出它所造成的環境變遷。遺傳學家運用DNA分析方法追溯馬鈴薯疫病的發展歷程。生態學者運用數學模擬工具模擬瘧疾在歐洲的傳布。相關的例子不勝枚舉。政治變遷也是一種助力，對本書來說尤其如此。如今在中國進行研究遠比一九八○年代克羅斯比為撰寫《生態帝國主義》在中國進行研究容易得多。現在官員的掣肘已微乎其微；我在北京訪問期間遭遇的障礙主要是糟糕的交通。北京的圖書館員與研究人員都很樂意提豆琱什磞韭薊漕暰y—這些原始典籍都已掃描成數位資料，他們還讓我把檔案複製到小巧的記憶卡裡，讓我隨身帶著。

新研究指出，哥倫布之後的歷史，其實是兩個舊世界在碰撞之後形成單一新世界的過程—你也可以說是三個舊世界，如果你把非洲從歐亞大陸區隔出來的話。新經濟體系在十六世紀歐洲人競相參與繁榮的亞洲貿易圈中誕生，而這個交換體系到了十九世紀終於將全球囊括於單一的生態體系之內—如果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這項轉變幾乎是剎那間的事。這種生態體系的創立使歐洲在這關鍵的數百年間掌握了政治主動權，而這種政治動力也形塑了今日擴延至世界各地的經濟體系輪廓，其緊密交織、無所不在的光輝不僅令人難以直視，也幾乎無法掌握。

自從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引發暴力抗爭之後，全球化的觀念開始受到世人關注。來自不同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發表大量文章、書籍、白皮書、部落格與紀錄片來解釋、讚揚或攻擊全球化，其內容之多令人眼花撩亂。這場論戰從一開始就集中在兩個極端上。其中一方是經濟學家與企業家的說法，他們極力主張自由貿易可以讓社會更好—自由交換可以讓交易雙方得利。他們說，貿易愈多，利益愈大！貿易減少只會讓某地民眾無法享受另一地民眾的智慧與勞動成果。另一方則是來自環保人士、文化民族主義者、勞工運動人士與反大企業人士的怒吼，他們指控自由放任的貿易使政治、社會與環境陷於混亂，這不僅不是大家樂見的，而且也具有破壞性。他們認為，貿易愈少愈好，以保護在地社群免於受到跨國公司傾巢而出的貪婪力量所摧毀！

在兩種相反觀點的拉鋸下，全球化成了知識界激烈論戰的主題，雙方各自提出彼此相左的圖表與統計數字。在街上，催淚瓦斯與磚石齊飛，各國政治領袖在鎮暴警察圍起的人牆後頭進行角力以達成國際貿易協議。混亂的標語與反標語，事實與偽事實，有時實在令人難以參透。但隨著我知道的愈多，我逐漸認為雙方的說法都不完全正確。全球化在初始確實帶來龐大的經濟收益，然而所帶來的生態與社會混亂也抵銷了它的種種好處。

我們身處的時代確實與過去不同，我們的祖先沒有網路、飛機、基因改造作物或電腦化的國際證券交易。然而從世界市場誕生的描述中，人們彷彿聽見了今日電視新聞裡爭吵的回音—有些寂靜無聲，有些如雷鳴般震撼。四百年前的事件早已為我們今日經歷的一切樹立了樣板。